作者| Justin Leroux ，GridPlus CEO
编译| 吴说区块链
本文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财务建议，请读者严格遵守所在地法律法规。
· 一份新提交的起诉状披露了以太坊基金会今年多名核心贡献者离职的内情。作者认为，联合执行董事巴斯蒂安·奥厄（Bastian Aue）将员工对管理层的服从置于以太坊及其价值观之上，要求员工签署支持《使命宣言》的承诺，否则视为离职。协议组 53 人联名反对这种做法，两名联名信组织者随后被解雇。
· 时任联合执行董事兼董事会成员王晓玮曾指出，员工提出的疑虑对基金会的未来至关重要。维塔利克·布特林仍支持保留引发争议的切腹条款，并为突然推出签署要求及后续解雇决定作出辩护。
· 作者呼吁董事会承认最后通牒和 4 月 6 日的解雇决定有误，并要求基金会删除争议条款，让员工能够公开表达异议。文章最后援引奥厄此前要求员工离职的标准，暗示他也应按同一标准离开基金会。
上周提交的一份诉讼文件补上了关键线索，解释了为何以太坊基金会今年接连出现多起备受关注的离职事件。将这场冲突推向顶点的《使命宣言》（Mandate），本身也写明了基金会领导层当时本该如何行事，以及现在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过去几天，我反复研读这份起诉状，写下本文，与大家分享我的发现。起诉状描述了基金会如何因自身的做法损害了其正当性，并给整个以太坊生态带来负面影响。
今年 3 月 13 日，以太坊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使命宣言》（The Mandate）的文件，并将其描述为兼具章程、宣言和内部行动指南三重性质的文件。我读过不少使命宣言，很少有哪一份让我觉得既真诚又实用，但这份文件的大部分内容确实写得很好。我已经在以太坊领域投入了十多年，文件列出的价值观清楚地表达了我投身这一领域所秉持的原则。它的核心是 CROPS，即确保以太坊始终具备抗审查性、保持开源、保护隐私并保障安全。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以太坊及其去中心化技术栈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技术，只有得到审慎维护，才能充分发挥潜力。正是出于这一信念，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始终围绕这个生态展开。这也让本文格外难写，因为证据清楚地表明，以太坊基金会领导层未能履行好这项职责。我希望通过梳理这些情况，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这给整个以太坊生态造成了严重伤害，以及接下来应当如何纠偏。
《使命宣言》发布之际，基金会内部出现分裂，随后多位备受关注的成员相继离职，引发了诸多猜测。直到基金会前协议支持负责人凯琳·富尔顿（Kayleen Fulton，以太坊生态中的多数人更熟悉她的网名 Nixo）向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外界才得以了解更多细节。这份起诉状补上了今年早些时候引发诸多猜测的关键细节。起诉状称，新任联合执行董事巴斯蒂安·奥厄（Bastian Aue）压下了基金会内部的反对意见，其中包括部分董事会成员的意见，要求所有人表现出毫无保留的服从，尽管这些做法直接违背了他本人支持的《使命宣言》。
《使命宣言》写道，基金会“不是以太坊的家长、所有者或统治者”。文件还承诺：“当我们犯错时，尤其是犯下重大错误时，我们会以谦逊、得体的方式承认错误，并坦诚、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何改变了看法。”文件还写道：“我们坚持高标准，也以善意待人。具有韧性的系统，是由那些能够清楚表达异议而不伤害他人、在压力下仍能保持好奇心的人建立起来的。”文件也将以太坊描述为一种让人获得自由的技术，使人得以摆脱“未经真正同意便被强加的权力关系，或提出异议就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权力关系”。
起诉状列出的被告包括以太坊基金会在瑞士和新加坡的实体、两家名义雇主服务公司、联合执行董事巴斯蒂安·奥厄，以及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起诉状由原告提交，体现的是原告一方的视角和对事实的取舍。基金会尚未就此提交答辩。不过，起诉状所述内容大多直接引自基金会自身的内部沟通渠道。我认识多位亲历此事的人，也与他们交谈过。据我了解，这份起诉状准确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发布仅几天，《使命宣言》就迎来了考验，而考验恰恰来自它所推崇的做法：有人在压力下依然保持好奇心，清楚地表达异议，同时善待他人。那些最审慎地提出异议、也最符合《使命宣言》自身标准的人被解雇了。随着他们离开，基金会内部开放、协作的文化也随之消失。
开头我说过，我基本认同《使命宣言》的内容。那么，这些原本为了一个他们都看重的共同目标而协作的人，为什么会围绕这份文件发生争执？
《使命宣言》第 11 页有一幅插图，里面嵌着一段题为“源代码切腹许可证”（SOURCE SEPPUKU LICENSE）的文字。这份许可证是从 Milady NFT 圈子里找来的，本来是个玩笑。这个圈子能让无聊猿社区的人看起来个个像罗德奖学金得主。我能找到的唯一公开出处，是 Milady NFT 背后的公司 Remilia 的维基页面。该页面创建于今年 2 月 5 日，距《使命宣言》草案发给员工还有 20 天。换个场合，这东西顶多让人尴尬一下，也无关紧要。
这份许可证规定，任何“作者、维护者、编辑者或（再）分发者”，如果未能履行许可证中的任何一项承诺，或者修改或删除了许可证的任何部分，都须“用剑自尽”。基金会在下面自行加了一句：“如果基金会未能履行对以太坊的庄严承诺，愿基金会伏剑自尽。”后面还跟着一颗爱心。
有人为此辩护，说这只是领导层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像《办公室》里的迈克尔·斯科特会开的那种。可玩笑得让听的人觉得好笑。这里的听众是基金会员工。2 月 25 日，董事会成员宫口绫（Aya Miyaguchi）把草案发给员工，请他们共同参与，把它变成一份大家都认同的文件。员工在董事会自己的沟通渠道里，以书面形式表达了意见。草案发出两天后，特伦特·范·埃普斯（Trent Van Epps）写道，这份许可证“非删不可”。到 3 月 2 日，已经有人正式提议删除它，79 名员工投票赞成。有人书面询问管理层，签署文件是否意味着自己必须自杀。另一名员工说，前一年有位同事自杀离世。3 月 5 日，维塔利克·布特林告诉员工，《使命宣言》正在修改，“会有重大改动，尤其是大家表达担忧最多的部分”。当时看来，事情似乎会得到妥善处理。
3 月 13 日，董事会发布了《使命宣言》。许可证一字未删，被做成一张小图放在页脚，用的是类似 Comic Sans 的字体，文字倾斜，带有故障效果，两旁还放了卡通猫。“seppuku”（切腹）一词则从机器可读文本中移除，用页面搜索已找不到这个词。随后，基金会将整份文件写入了以太坊区块链。
最后这个细节，我一直在反复琢磨。无论你怎么看这份许可证，董事会手上有投票结果，有书面反对意见，也有一周时间，却把这一周用来重新设计条款的版式。布特林在文件发布当天解释了这一选择。他说，像 Mozilla 那样“谁也不得罪”，在原则上完全可以，“但我们觉得，那种谁也不得罪的姿态，并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劲头”。正如起诉状所说：“一个组织不会花一周时间重新设计一条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条款。”
维塔利克·布特林是个有原则、思考深入的人，所以我很难理解，他怎么会觉得这一连串做法说得通。反对意见都发在董事会自己的沟通渠道里，其中就有人提到同事自杀离世。三天后，他承诺会作出重大改动。可那个玩笑最终照原文发了出来，换了个样式，还上了链。他并非冷漠或刻薄的人，所以我只能推测，他说“这种美学风格之所以刻意引发争议，本身就是用意之一”，要么是一时判断失当，要么是听信了与他自身价值观相悖的建议。
3 月 18 日，富尔顿在全员沟通频道实名发言。她说：“比起切腹或与 Milady 的关联，我更介意的是，几乎一致的意见被公然无视，随后又被轻描淡写地打发过去。”她还说：“董事会与机构其他成员之间几乎没有信任可言。”
联合执行董事兼董事会成员王晓玮（Hsiao-Wei Wang）公开回复说，富尔顿提出的问题“对以太坊基金会的未来至关重要”。另一位联合执行董事巴斯蒂安·奥厄则在 3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回复富尔顿：“现在已经过了适合就《使命宣言》提出疑虑的阶段。现在是落实的时候了。”
两小时后，最后通牒下达。所有员工都必须在周一结束前提交一份表格。表格提供两个选项。第一项是：“我个人承诺遵循《使命宣言》确定的方向，协助将其转化为我所负责领域中经过充分论证的策略，并全力专注于落实宣言所必需的关键任务。这一承诺自今日起生效，直至我在以太坊基金会工作的最后一天。”第二项是：“我没有把握作出上述承诺，希望申请额外数月的薪酬，并尽快离开以太坊基金会。”凡是不认同这份文件的人，都被要求“作出唯一体面的决定，离开以太坊基金会”。表格还写道：“未提交表格将被视为决定离职。”
有人问，为什么默认选项是终止雇佣关系。奥厄写道：“必须默认离职，才能确保留下来的每个人都主动做出承诺。”有人问，谁同意加入自杀誓言。奥厄回答：“如果你问的是，都有谁同意把它放进去，我同意了。”
一名工程师问，签署表格是否意味着自己必须自杀。他得到的答复是，这句誓言是“《使命宣言》插图的一部分，和里面的其他元素一样，是一种文化引用。我们有意选用了它，但无意让人按字面理解”。当天晚些时候，表格被修改，明确说明这项承诺“与实际切腹无关”。
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有多荒唐：一个组织修改了要求员工表忠心的表格，特地澄清签字的人无须真的自杀，同时坚持每个人都得签字才能保住工作。
第二天早上，布特林写道，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正是有意为之：“这类决然的转变，恰恰不适合由委员会来设计，所以这次我们采取了不民主的方式来宣布。”提交期限后来延长了两天，签署要求仍然有效。
就在这时，真正参与建设以太坊的人，做了《使命宣言》所倡导的事。3 月 24 日至 25 日，协议组的研究人员和协调人员起草了一份集体回应。他们平时负责推进以太坊协议本身的升级流程。协议组协调人、富尔顿的直属主管蒂姆·贝科（Tim Beiko）事先把管理层移出了起草联名信的频道，好让员工畅所欲言。他也提醒大家：“出于经济、福利待遇等各种原因，对很多人来说，离职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3 月 25 日，富尔顿以自己的名义发出并公开发布了这封信，收件人包括两位联合执行董事、董事会和全体员工。她与范·埃普斯共同协调了起草工作。信中写道：
我们认同《使命宣言》的总体方向，但在这样的条件下，无法真诚地作出承诺。我们打算继续按照 CROPS 和自主权的价值观为以太坊作贡献。我们会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也不会辞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迫于压力，担心失去工作和生计，才签署了对《使命宣言》的承诺。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胁迫下填写这份表格的，所作的选择没有意义。
我认识的以太坊基金会员工中，凡是签了这份承诺的人，都告诉我，他们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但想保住工作。他们被告知自己有得选，摆在面前的却是签字，或是放弃自己一直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一位当时和我交谈过的人说，自己和整个团队都“士气低落”，对基金会领导层的信任也因此彻底崩塌。对这些人来说，以太坊远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对他们有切身意义的事业。可他们的意见被搁置，决定权落在了一位领导者手中，而这位领导者刚刚告诉他们，提意见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联名信发出时有 49 人签署，最终增至 53 人，约占协议组的一半。信中认同《使命宣言》的方向，拒绝在胁迫下作出承诺，并明确表示签署者会继续工作。整封信没有发出任何威胁。这几乎逐字体现了宣言所说的“清楚表达异议而不伤害他人”和“在压力下仍能保持好奇心”。一名签署者当时写道，在员工觉得自己失去了自主权和发言权的时候，这封信“让我们多少拿回了一点选择权”。
两天后，最后通牒失效了。3 月 27 日，奥厄宣布，他会“将协议组联名信上的签名视为对流程和表格表达不满，同时也承认签署者各自对《使命宣言》内容所作的承诺”。他补充说：“如果有机会重来，我肯定会在很多方面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他还表示，自己“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份个人责任，要确保以太坊基金会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起初，53 名签署者都保住了工作，联名信似乎奏效了。
4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8 点 10 分，奥厄向全体员工发布了一份长篇声明，说明基金会如何作出决策。声明称，员工可以提出疑虑，“供决策者参考，而不是试图施压”。“表达的语气很重要，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如果你发现自己情绪开始激动，那你很可能已经从提意见转向了施压。”如果有理有据的意见未能带来改变，并且“动摇了你对以太坊基金会的信心”，那么“到基金会之外寻找为以太坊作贡献的方式，可能对你、基金会和以太坊都更好”。
上午 8 点 30 分，奥厄在一次视频通话中解雇了联名信的两名组织者之一特伦特·范·埃普斯，没有说明理由。上午 9 点，他又解雇了富尔顿。七个月前，贝科在绩效考核中给富尔顿的评价是“远超预期”，并为她加薪 21.9%。
通话中，奥厄告诉富尔顿，解雇是他一人作出的决定。她“过去的工作表现良好”，“在同事中得到广泛支持”，履行各项职责时也“没有发现任何不足”。他拒绝解释解雇原因，只提出可以继续支付她一年的工资，条件是她到别处工作。13 天前，富尔顿已书面告知奥厄、王晓玮、宫口绫及人力运营部门，自己确诊癌症，正在开始接受治疗，并请求维持现有的雇佣关系。奥厄、王晓玮和宫口绫均未回复。
当天下午，富尔顿收到一份离职协议。协议要求她放弃所有可提出的权利主张，并设有新加坡仲裁条款。她只有三天时间签署，逾期就会被解雇，且“没有任何遣散费或其他福利”。她的医疗保险在当月底失效。联名信的 53 名签署者中，被解雇的两人正是参与组织联名的人。
不到一周，协议组的三名协调人中，有两人被宣布即将离职，其中包括贝科，第三人则开始休长假。此前称员工提出的异议“对以太坊基金会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联合执行董事王晓玮，在两人被解雇当天开始休假，并于 6 月辞职。离职潮一直持续到 9 月。到那时，协议支持团队已经被拆散，联名信的大多数签署者也已辞职或被解雇。
无论奥厄如何看待《使命宣言》的措辞，他实际要求员工服从，基金会公开宣示的原则则被搁置。
当时，作为一名外部观察者，我觉得这是基金会一次令人费解的自我伤害。许多备受尊敬的长期贡献者被迫离开，有人遭到解雇，有人则被逼到无法继续留下。过去十年里与我并肩工作、对这个生态最投入的那群人，突然成批离开，外界也得不到任何解释。偶尔有人暗示，自己受保密协议约束。我当时想不通其中的原因。起诉状列出的记录则用领导层自己的话，详细补上了这些缺失的环节。
两人被解雇约三个半星期后，布特林在一次有录音留存的谈话中向富尔顿解释了这两起解雇。他承认，本该给员工几周时间作决定，却让他们在三天内答复。富尔顿问他，如果一个组织在一名员工告知自己确诊癌症后，立即以她组织联名为由解雇她，他会怎么看待这个组织？布特林没有反驳这个问题的前提。他说，问题在于“你希望在以太坊基金会内部鼓励怎样的行为”，因为“如果一闹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那大家就会知道，要让基金会作出改变，在内部和外部把事情闹大就行”。
《使命宣言》写道，以太坊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摆脱“未经真正同意便被强加的权力关系，或提出异议就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权力关系”。而布特林为解雇决定给出的理由，恰恰体现了这种权力关系。同一份文件还说，基金会行事“不凭一时好恶，也不施加胁迫”。
把《使命宣言》和起诉状并排放在一起读，讽刺意味扑面而来。
我非常尊重维塔利克·布特林。他考虑周全，善于分析，也待人友善。但从一开始，他判断一个想法的能力，就比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更强。
在我看来，他在错误的时刻信错了人。相比研究人员、核心开发者，甚至是身兼董事会成员和联合执行董事的王晓玮，奥厄的话更能说服他。王晓玮已经明确指出，这场毫无意义的冲突危及整个基金会的未来。
布特林也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为保留许可证辩护，在王晓玮对其美学风格提出异议时为这种风格辩护，并表示突然推出签署要求是有意为之。事后，他解释解雇决定时，谈的也是以太坊基金会应该鼓励什么样的行为。
其他人读完起诉状，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基金会所做的事都摆在那里。79 名员工要求删掉一句话。协议组约一半成员拒绝在胁迫下作出承诺，并以礼貌的方式表达了立场。董事会驳回了前一项请求，接受了后一批员工在联名信中的表态，随后却解雇了起草联名信的两个人。无论这些做法源于一个人的性情，还是出于多人的共同信念，采取这些行动的都是这个机构。它以以太坊为名，也有维塔利克为它背书。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基金会曾经告诉我们，如果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犯了错，会怎么做。出路就在《使命宣言》的这段话里：“当我们犯错时，尤其是犯下重大错误时，我们也会以谦逊、得体的方式承认错误，并坦诚、清楚地解释我们为何改变了看法，以及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以太坊基金会想在那些每天实际参与建设这一协议的人面前重建公信力，就应该遵循《使命宣言》的原则，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并拿出实际行动。
第一步是由董事会发表声明，直截了当地承认三件事：发出最后通牒是错的，把员工以尊重的方式提出的集体异议视为威胁是错的，4 月 6 日解雇两名员工也是错的。早在 3 月 27 日，奥厄自己就已经承认了其中一部分。
接下来，基金会应当改变压制公开讨论和各种异议的内部文化。基金会肩负着维护以太坊的责任，也有自己的公信力需要维护。它没有说明理由就解雇了一名癌症患者。无论妥善弥补这件事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基金会的公信力都比这笔代价更重要。
把那份许可证从《使命宣言》中删掉，给予员工和社区从一开始就应得到的尊重。那个版本已经永久留在链上，但新版也可以上链，让大家看到，基金会领导层把原则看得比要求协议建设者盲目服从更重要。
签署联名信的人真心认同以太坊的价值观，也愿意站出来捍卫它。基金会曾经拥有这样一群员工：他们敢于礼貌地对掌权者说“不”，也会继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这是基金会的损失。留下的人在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一个在以太坊上建设的人也都在看。
董事会欠留下的员工一个《使命宣言》曾经许下的承诺。它应当“以谦逊、得体的方式，作出坦诚而清楚的解释”，承认最后通牒和 4 月 6 日的解雇决定是错的，并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只有这样，基金会才能重新成为一个让人“清楚表达异议而不伤害他人”、同时保得住工作的地方。
奥厄同意在正式发布的《使命宣言》中保留这样一句誓言：“如果基金会未能履行对以太坊的庄严承诺，愿基金会伏剑自尽。”他曾告诉基金会员工，任何无法践行《使命宣言》的人，都应该“作出唯一体面的决定，离开以太坊基金会”。按照他给别人定下的标准，现在轮到他自己作出那个体面的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