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象外思想录（梁军程）
12 年前的 2014 年 12 月，在决定创业的前一年，有幸认识了何一，现在的一姐。
同一年，何一和赵长鹏首次见面。当时赵长鹏在 Blockchain.info，何一在 OKCoin。
2014 年 6 月：在何一邀请下，赵长鹏加入 OKCoin 担任 CTO。
2017 年：赵长鹏创立币安，随后邀请何一加入，成为联合创始人。
时光飞逝，又过了 9 年，2026 年 11 月 3 日，我受邀在牛津大学辩论社有幸聆听了赵长鹏的现场访谈。
图：CZLife Book Club 欧洲分会启动暨牛津辩论赛官方邀请函
牛津辩论社（The Oxford Union Society）成立于 1823 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大学辩论社团之一。牛津辩论社始终秉持自由表达与开放讨论的传统。
200 多年来，牛津辩论社曾邀请多位国家元首、国际政要、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企业家及文化名人发表演讲、参与辩论。它早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公共演讲与观点交流的朝圣之地。
图：牛津大学辩论社（Oxford Union）辩论大厅与历史辩论席
那天的牛津风很大，很冷，上午参加了以赵长鹏新书《币安人生》（ Freedom of Money）为主题的牛津大学辩论赛。中午 St Peter College 旁边的一大碗牛肉面都无法阻挡下午嗖嗖的冷风。
下午 4 点就早早地躲在辩论社酒吧里喝上一杯威士忌等待赵长鹏的到来，5 点左右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6 点赵长鹏准时迈进了牛津辩论社，大厅里早已坐满了等待已久的数百人。
图：赵长鹏准时步入牛津辩论社现场
10 月 29 日，币安刚经历一场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根据币安 11 月 3 日发布的调查更新，事件涉及约$63.4 亿数字资产；截至该次披露，约$28.5 亿的相关资产被冻结或拦截。币安称已拨备足以覆盖损失的资金，并逐步补足受影响资产。
所以此次活动就变得非常有意义：可能是赵长鹏在最近这起重大事件之后，首次面对这样规模的公众进行坦诚交流。
所以，牛津辩论社的全程英文访谈开始就“单刀直入”：一次如此重大的失误之后，为什么用户还应该相信这个平台？接下来近一小时的讨论逐渐展开，话题从网络安全走向创业使命、全球金融、人工智能、稳定币和中国市场；进入观众提问后，又出现了量子计算、创始人个人信誉、婚姻选择，以及传统资产代币化等问题。
内容和深度都远超 2026 年 8 月份在香港的访谈。
以下按现场提问先后，整理其中 19 个问题及赵长鹏的主要观点。
赵长鹏认为牛津辩论社实际上是真正体现自由表达（Freedom of Speech）精神的地方。而币安所从事的行业，某种程度上也颇具争议性。币安关注的是另一个领域的自由，也就是货币自由（Freedom of Money）。这实际上也是他最新自传的书名。
图：赵长鹏自传《币安人生》（Freedom of Money）与辩论社购书建议册
自由表达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实现几乎所有其他自由的必要基础。如果回顾过去 200 年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自由的概念一直在不断演进。从摆脱奴隶制、实现人身自由，到自由表达、新闻自由、信息自由。
现在，我们又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智能自由（Freedom of Intelligence）。这不仅是一个可能性，赵长鹏认为它一定会发生。
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这里实际上是不同自由理念交汇的地方。”
提问焦点： 面对重大安全漏洞，CZ 准备如何回应币安用户和社会公众？
赵长鹏首先承认，此次攻击暴露出币安安全与运营环节的明显不足。在他看来，不论黑客使用的技术多么复杂，一次攻击在事前通常存在多种可能的阻断办法，因此不能用“攻击太先进”解释掉平台应承担的责任。
但他也强调，币安事后的应对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其一，事件发生后较快向外界沟通进展；其二，平台承诺由自身承担用户资产损失。他将后者与自己创办币安时确立的用户保护原则联系起来，认为一家中心化交易所必须在危机中承担责任，而不能让用户为平台内部的漏洞买单。
他还将区块链的公开可查询性与传统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作了比较：链上资金流动能够被外部分析机构实时追踪，有时第三方甚至比平台内部更早识别异常。他的判断是，这种透明性虽然会放大危机的即时冲击，但同时也是系统能够接受公众监督的原因。
这道题的核心不是“币安绝对安全”，而是 CZ 承认存在失误，同时强调应急透明度与用户损失承担机制。另外，“短期来看，AI 具有双刃剑的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我非常坚定地相信，人工智能将使整个金融和加密货币系统变得更加安全。这只是一个转型阶段。“
提问焦点： 既然认为攻击可以预防，平台能作出什么具体保证？
CZ 没有给出百分之百安全的承诺。他认为，类似的攻击路径应当被彻底排查和封堵，但任何人如果声称一套复杂的信息系统可以永远免受攻击，都不够现实。
按照他现场的介绍，攻击者可能花了约五六个月进行准备，先通过虚假招聘、社交工程等传统方法尝试接近企业内部，再借助 AI 加速理解系统。他特别指出，某些基础操作安全程序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是本不该出现在大型交易平台上的问题。
“网络安全存在一个基本的不对称问题”：安全的难点：攻击者只需找到一个入口，而防御者必须尽可能排查所有入口。在 AI 使攻击效率迅速提高时，防御方也必须加强设备、权限、内部流程和行为异常监测，并与 AI 企业、网络安全专家、监管者及执法部门合作。
因此，他对未来的态度并非保证“不会再出事”，而是推动行业从被动补救转向更强的主动防御。对于此次攻击所引发的跨机构协作，他表示看到了积极变化，但相关追赃工作仍在继续。
提问焦点： 为什么 CZ 把币安看成值得长期投入的事业？
CZ 认为，能够持续多年的创业不能只依靠赚钱动机。一个人刚步入职场时，往往先考虑生计，再考虑家庭；找到真正愿意长期投入的使命，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对他本人而言，这个过程同样不是一蹴而就。
他回顾了自己出生于中国、成长于加拿大、后来在不同国家工作的经历，认为这些经历强化了自己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互联网让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开放，但他当时没有把握早期互联网创业机会。接触区块链后，他逐渐相信，这项技术可能对资金流动和经济参与方式带来类似的改变。
他还谈到，历史上许多影响深远的技术，在出现早期都伴随强烈争议。“例如，印刷术刚出现时，在很多地方曾经受到限制甚至禁止。后来，新闻自由也曾经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引发了大量讨论。那些真正能够深刻改变社会的技术，通常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区块链行业经历波动和质疑，在他看来并不必然否定其长期价值。
他的创业叙事由此落在一个词上：使命感，即相信技术能改善现实中的某种限制。
提问焦点： 如果现有金融系统已经能完成交易，区块链究竟解决什么新问题？
这是整场访谈中内容最丰富的问题之一。CZ 首先强调了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身处英国这样的成熟金融体系，人们可能很难体会某些地区开户、转账、跨境收付款仍然不便的问题。对于银行覆盖不足或跨境支付成本较高的群体，手机钱包和区块链支付可能提供另外一种选择。
他接着谈到财富购买力。在高通胀环境中，人们希望有工具保护资产，但他同时承认，并非所有加密货币都适合承担这一功能。“那些早期投资成功大型科技公司的人，往往能够获得不成比例的高额回报。但他们当初同样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所以，一些人通过加密货币致富，并不是什么无法解释的现象。”
第三个价值来自跨境支付，第四个是金融市场的交易时间和全球可达性。他认为，不同国家金融体系之间的摩擦仍然存在，而链上支付和交易具有全天候运行的技术潜力。最后，他把这种便利延伸至全球资产配置：不同国家的投资者，理应有机会更便捷地接触不同市场的优质金融资产。
不过，这是一套关于技术潜力的主张，而非已经证明所有加密金融服务都优于银行的结论。实际应用仍要处理费用、合规、资产托管和消费者保护等问题。
提问焦点： 技术从边缘进入主流，会经历怎样的时间周期？阻力又在哪里？
CZ 用技术普及的“S 形曲线”描述可能的路径：起步阶段增长缓慢，越过一定采用率后加速，进入成熟期又会放缓。他现场给出了非常粗略的个人估计：达到初步普及水平可能需要五到十年，中间阶段还可能经历十到十五年，而最后一部分用户或机构的转换可能非常漫长。这些数字不是经模型验证的行业预测。
他认为，美国对数字资产态度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讨论。但比政策立场更难改变的，可能是庞大的金融基础设施：现有银行系统、内部流程、合规要求和技术接口并不是说改就改。即使新型平台成长迅速，仍可能在不同地区面对传统银行服务接入困难。
另一层阻力来自政府对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政府并不总是解决经济问题最有效率的机构。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过度干预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CZ 倾向于更自由的全球经济体系，但也承认加密行业自身仍有安全、欺诈和治理问题，因此无法要求各国在一夜之间全面放开。
他给出的不是一个精确年份，而是“长期、非线性、制度与技术同步推进”的判断。
提问焦点： AI 与加密货币是两个平行热点，还是将形成实际的商业联系？
CZ 首先谈的是软件开发。他说自己也使用过以自然语言驱动的 AI 编程工具
（Vibe Coding），感受到技术能力近来明显提高。过去创业团队要花大量精力编写代码、搭建系统，如今这部分工作正逐渐变得容易；竞争优势可能从单纯的编码能力转向产品设计、市场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加密货币行业，AI 可以加快产品开发、系统改进与安全分析，同时也可能推动加密算法更新。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 AI 智能体之间未来可能发生的海量小额交易（Micropayments），当智能体代表用户寻找服务、完成任务并自动结算时，机器与机器之间会形成频繁的支付需求。
例如，一项很小的软件开发任务，未来可能由系统自动匹配执行者、验收结果并支付报酬。如果类似交易每天发生数以万计，就需要低成本、数字原生、可自动化调用的支付基础设施。
CZ 并没有断言某条现有公链一定会胜出。他的观点是：AI 可能创造新的支付需求，而区块链与稳定币有机会参与满足这种需求。
提问焦点： 软件和模型需求不断提高，物理世界能否提供足够的电力、设备和基础设施？
CZ 总体持乐观态度。原因之一是资本投入：全球科技企业和投资机构正在向 AI 及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巨大资源，他认为这会加快硬件、数据中心和电力技术的迭代。
他展望，未来太阳能设施和数据中心可能占用更多土地；随着算力需求增长，能源系统的规模和形态都可能出现显著变化。不过，他没有否认资源瓶颈，例如某些材料的供应可能短期无法跟上扩张速度。
更重要的是，他不赞同只用当前设备结构推算几十年后的技术边界。“如果 AI 能够为我们的行业创造新的算法，它也完全可能帮助能源、材料和计算等领域开发新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种对技术进步的乐观判断，而不是对未来电网、芯片或材料供应已经无忧的保证。
提问焦点： 如果试错和编程都由 AI 完成，年轻创业者还会学会真正的技能吗？
主持人把问题从技术转向教育，提到一些创业热潮中缺乏实际价值的产品，担心 AI 降低开发门槛后，市场只会涌现更多相似的项目。
CZ 的回答是，学习基础原理仍然重要。AI 可以代写程序，却不能使创业者完全放弃判断、验证和系统理解。对于关键系统，盲目信任 AI 生成的代码尤其危险。
他举例，未来可以让一个模型编写代码，另一个模型交叉审查，甚至让多个智能体反复检查结果。他还提出更远的设想：机器可能不再总是生成便于人阅读的源代码，而会直接生成更接近底层执行形式的代码。
换言之，他并不认为“会写每一行代码”必然是未来创业者最重要的能力，但理解产品目标、掌握基本逻辑并建立可靠的检验机制，仍然不可缺少。“我认为未来真正重要的，是理解基本原理，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掌握所有具体技术细节。”
提问焦点： 为什么舆论不再像 2020 年至 2022 年那样热烈？各国又为什么迟迟没有全面接受？
CZ 提出一种反直觉的解释：“当一项技术逐渐成熟、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不再特别讨论它了”。互联网协议、移动网络或道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却不会始终占据头条。因此，媒体热度下降不必然意味着技术失去价值，可能意味着部分应用逐渐日常化。
他也认为，AI 吸引了大量资本与媒体注意力，客观上改变了科技行业的话题中心。
至于政府态度，他强调各国利益并不相同。例如，美元稳定币的部分储备会配置美国国债，因而可能扩大美国国债需求；美元计价稳定币在全球的使用，也可能延伸美元的影响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可能看到稳定币的战略与金融价值。
但对实施较严格资本管理的国家而言，加密资产带来的跨境流动自由，未必与现行政策目标一致。CZ 没有给出一个能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答案，也没有完整解决主持人关于非法交易的担忧。
提问焦点： 既希望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又希望管理资本跨境流动，两者该如何平衡？
在讨论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时，CZ 专门谈到中国。他认为，资本管制的目的之一是管理资金流出，但投资者也会考虑将来的利润是否能够顺利汇回。即便可以办理，程序和时间成本仍可能影响跨境投资决策。
他由此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流动管理之间存在需要长期协调的关系。不过，他没有声称自己掌握最佳政策答案，而是强调各国经济规模、制度目标与风险承受能力不同。
对于香港，CZ 将其描述为一种可供观察数字资产创新的“试验田 Sandbox。这应理解为他对香港角色的判断，而不是中国内地即将全面开放加密资产交易的政策信号。
他特别提醒市场不要因为某些支持金融创新的表态就过度兴奋：“假设中国对某个领域全面开放，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出现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个新项目。其中可能有合法、优秀的创新项目。但也可能有诈骗项目、恶意行为者，以及各种难以管理的问题。当项目数量变得如此庞大时，监管就会非常复杂。
所以，中国必须更加谨慎地考虑开放政策的实施方式“。重点是不同经济体对开放速度和风险管理可以有不同选择，而非简单的“支持”或“反对”加密货币。
观众提问环节
图：赵长鹏在牛津辩论社大厅现场回答学生与观众提问
提问焦点： ICO、NFT 等浪潮过去之后，能带来真正大众用户的下一个应用是什么？
现场一名牛津 MBA 学生提出，过去的行业增长常由新概念推动，如今注意力却越来越多地转向机构金融与资产代币化。未来是否会由全天候交易、支付或者某种新的消费级应用引发大规模采用？
CZ 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下一款杀手级应用”。他梳理了比特币、山寨币、ICO 和 NFT 等不同时期的市场叙事，认为行业在某些阶段确实缺少足够有吸引力的消费者创新。
眼下机构参与增加、美国股票等传统资产探索代币化，是他认为值得关注的方向；但真正面向普通人、特别是日常支付的突破，可能仍要几年才能成熟。他承认自己无法准确预测下一次增长由哪款产品触发。
这是一道少见的、CZ 明确表示“还不知道确切答案”的问题。“但我相信，这个行业仍然会继续产生新的创新。”
提问焦点： CBDC 持续发展，会不会取代稳定币或原生加密资产？
CZ 把这三类资产区分为不同用途。央行数字货币（CBDC）由中央银行发行，具备主权信用背景；在具体设计下，也可能有更明确的权限管理、资金使用限制和发行安排。它并不天然等同于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稳定币通常由公司等主体发行，很多与美元等法币挂钩。它能在区块链上流转，适用于交易与跨境支付，但持有人仍需考虑发行方、储备资产、赎回和监管等风险。CZ 回忆，过去传统银行不愿向许多加密平台提供服务，也推动了美元稳定币在行业中的普及。
比特币、以太坊、BNB 等原生加密资产则拥有各自的网络、经济机制和价格波动特征，更接近对相应生态系统的参与或风险敞口，而不是简单追求与某种法定货币价格稳定。
他的结论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不同工具满足不同需求：”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满足的是不同需求。如果你只是想利用加密货币完成跨境支付，那么今天你大概率会选择稳定币。但如果你希望投资加密货币行业的长期发展，可能会考虑比特币、以太坊、BNB，或者其他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项目。
“支付、法币数字化和参与区块链生态，本来就不是同一道选择题。
提问焦点： 如果量子计算能力大幅跃升，现有密码学安全体系还能支撑多久？
CZ 首先说明，自己不是量子计算专家，不愿对尚不熟悉的技术细节作出绝对判断。他认可量子计算可能对某些现有密码算法带来挑战，也注意到科技企业不断公布相关研究进展。
但他提醒，新技术往往既能用于攻击，也能帮助防御。随着量子计算逐步发展，抗量子密码学研究和系统迁移也有机会同步推进。真正需要面对的，是未来量子能力达到何种程度、现有技术何时需要升级，以及升级如何实施。
因此，他的态度是重视风险、持续准备，但不因这一潜在风险就认定比特币或整个行业必然失去未来。“我不会因为量子计算的发展，就对比特币或者整个加密货币行业的未来过于悲观。”
提问焦点： CZ 离开 CEO 职位之后，个人声誉与机构信用还能分得开吗？
这道现场问题触及中心化交易所的本质。CZ 认为，信任需要长期积累，却可能很快受损；一家交易所接收用户资产，也就承担了必须被持续验证的交易对手责任。
他强调，自己虽然已不再直接管理币安，但保护用户资产的原则不应依赖某个创始人是否在任，而应成为平台自己的制度与行为。他也提到，事件发生后提现恢复时，观察到的资金净流出规模低于自己最初担心的水平，并表示后续资金流动已有改善。不过，相关提现比例和净流入数据是其现场陈述，本文未据此给出独立审计结论。
他认为，公开披露事故暴露的问题虽然可能令人尴尬，但能帮助币安与其他平台吸取教训。对一个中心化金融机构来说，真正的信用不能只靠创始人的个人魅力，还要靠持续兑现承诺的能力。
“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能否永远不犯错误，而是出现问题之后，它如何解决问题、承担责任、从中学习并继续前进。”
提问焦点： 人们常讨论怎样选择商业合伙人，那么人生伴侣呢？
在一连串涉及技术、金融与安全的严肃问题之后，一名观众把话题突然转向私人生活。他询问 CZ，年轻人应该如何选择人生伴侣，以及伴侣在个人事业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CZ 没有用企业家常见的成功学公式回应。他表示，寻找商业合作伙伴已经不容易，选择人生伴侣可能更加复杂；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他提到了自己的婚姻和离婚经历，并承认人会随着时间改变，关系也可能随之变化。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能够提供给大家。我只能祝大家好运。”
主持人随后用轻松的方式接过话题，提及辩论社即将举行的一场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活动。这成为当晚少数从金融议题转向个人生活的时刻，也让现场交流显得更加自然。
提问焦点： 币安补足用户资产的钱，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一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现场观众提到，网上有人猜测，除币安的保护资金外，CZ 可能还用个人资金帮助补偿用户。他希望得到明确解释。
CZ 按照自己的了解介绍了三项资金来源：SAFU 用户资产安全基金、期货保险基金，以及币安公司自身资产负债表上的资金。他提到 SAFU 基金约为十亿美元级别，并称其中一部分资金被动用；对期货保险基金，他也提供了大致规模和动用情况。但这些细项属于他的现场估算，不宜当作经过独立审计的精确余额。
他还特别区分了“已冻结或受到限制的被盗资产”与“已完成追回、可以重新使用的资金”。即使追踪到资产，也可能需要经过司法和执行程序才能实际返还。
提问焦点： 政府对数字资产进行执法扣押，是否与去中心化理念矛盾？
一名观众提到美国政府对涉及特定国家或主体的加密资产采取措施，想知道政府究竟如何做到冻结或扣押。
CZ 强调，他不了解提问者所指具体案件的全部细节，只能解释一种常见机制：当数字资产进入中心化交易所等受监管的中介机构，交易所可能收到法院命令、合法执法要求或其他法律文书，因而必须对相关账户和资产采取限制措施。
因此，去中心化网络本身的运行方式，与资金是否经过中心化托管和交易平台，是两个需要分开讨论的问题。拥有链上转移能力，不代表所有现实世界的交易路径都不受司法管辖。
提问焦点： 当传统资产也进入数字资产平台，比特币等原生加密资产会不会失去流动性？
最后一位现场提问者来自中国。他关注美国股票、大宗商品等传统金融资产进入加密平台后，是否会吸走原本属于加密资产的投资资金。
“我的回答是：既会，也不会。” CZ 给出的分析分成两个时间维度。短期来看，如果原生加密行业缺乏足够的新应用，投资者确实可能将一部分资金从加密资产转向股票等其他品类；但长期而言，资产种类增加，也可能吸引一批过去从未使用过数字钱包、稳定币和加密交易服务的传统投资者。
例如，一位原本只对美股有兴趣的亚洲投资者，可能因为更便捷的交易渠道进入一个数字资产平台。熟悉稳定币支付与平台操作后，他也可能开始关注比特币或其他链上资产。按照这一逻辑，传统资产代币化未必只是市场存量资金的争夺，也可能扩大整个生态的潜在用户群。
CZ 因此强调，让更多人方便地接触更多优质资产，比把用户限定在某一种加密资产上更有意义。当然，实际的代币化证券能否面向不同国家投资者开放，仍取决于证券法、发行结构、托管与投资者保护安排，并非技术上可以交易就意味着法律上可以无限制流通。
从 19 个回答看，CZ 最想强调的是什么？
这场交流从币安安全事件开始，却并没有停留在“事故回应”上。19 道题呈现出四条彼此交织的主线。
首先，安全与信用是金融平台的底线。 CZ 承认系统存在薄弱环节，也承认没有人能够保证绝对安全；但他坚持，在出现问题后由平台承担责任、及时披露并修复制度缺陷，是中心化交易所维系信任的重要条件。
其次，加密货币的价值需要回到真实用途。 金融服务覆盖、跨境支付、全球资产可获得性和全天候交易，比短期市场炒作更接近他所理解的长期技术方向。
再次，AI 可能同时改变供给侧与需求侧。 它让软件更容易被开发，也让网络攻击更复杂；未来的 AI 智能体还可能创造机器之间自动交易和微支付的巨大需求。
最后，技术演进并不会绕开制度现实。 从美国稳定币、香港的数字资产探索，到中国的资本管理，再到中心化交易所配合执法冻结资产，整个行业的发展仍然要与国家法律、金融监管和机构治理相互作用。
牛津辩论社的这场对话，没有给出加密货币何时彻底进入主流的确定时间表，也没有找到能消除一切技术和安全风险的答案。它更像是一次在重大安全危机之后，对这个行业究竟要靠什么赢得长期信任的重新讨论。
图：牛津辩论社历史大厅全貌全景
（辩论社全貌，非本场活动现场照片）
活动后，给儿子讲起赵长鹏身价 1146 亿美金，约合 8100 亿元人民币，全球富豪榜第 18 位时，做音乐的儿子感慨到：这么有钱啊！
我说：你知道吗？他 12 岁到加拿大，14 岁就开始在麦当劳打工，人生最后一次从家里拿钱是大学第一年的学费...